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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映&劉擎:文化—智識結構的當代轉變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22年05月12日

    陳嘉映:系統說理漸漸衰落,是智性含量越來越少的表達擠進來填充了真空。在各種各樣的媒體空間,我們都見到自我表達的膨脹和泛濫,把說理的空間越擠越小。話語越來越普遍地變成立場的表達,或者是用來掩蓋立場的表達。

    劉 擎:我們看到,智識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術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場變遷的因素。此外,對智識精英文化的挑戰,還緣起于智識群里的內部紛爭,這種紛爭的結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場,包括塑造大眾的文化需求。

    智識人,曾改變時代的智識結構

    陳嘉映:我想從文藝復興時期講一講文化智性結構。文藝復興時候的智識人,常被稱作Renaissance Man!拔乃噺团d人”有一個特點,即全才的人,比如米開朗基羅、達·芬奇,在好幾個方面都很卓越,單單在其中一個方面的成就,后人就很難超越。在文藝復興前后還有一個拉丁詞humanitas,用英文說是humanist、humanitarian,我們把它翻譯成人文主義者、人本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或者把它翻譯成文化人、有識之士,像彼特拉克、蒙田這些人。再晚一點,法語里的philosoph和英文philosopher是一個詞,但意思不盡相同,我們有時候把他們叫作哲人而不是哲學家,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孟德斯鳩等,與后來的專業哲學家不太一樣。哲人也只是一個可能的譯名,也可以叫作思想人。這批哲人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點,他們都是啟蒙者。啟蒙者,首先自己是開明思想者,他們希望給這個社會注入開明的理念!皢⒚伞爆F在多多少少有點變成學術詞匯,“開明”大家用得也不多,但是曾經,五四之后,“開明”用得很多,幾乎是一種精神。

    智識人還有一個名稱men of letters,像休謨、亞當·斯密,他們自稱是men of letters,你可以把他們叫作文人、作家、文字人。他們是飽學之士,但也談不上是哪個領域的專家。還有一個詞intellectuals,我們今天還在用這個詞,這個概念跟左拉那些知識人、跟十二月黨人連在一起。他們在思想上不僅開明,而且相當革命,對專制制度、傳統制度有反抗性。所以,這個詞不僅有知識人、智識人的意思,還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者這樣一層意思。

    我挑了這么幾個詞,是想講講這些人所代表的一種精神。我現在試圖用“智識人”來統稱這些人,這肯定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概括語詞,更不是好的翻譯,但“智識人”不至于一下子把你帶到我們平時說的“知識分子”“文人”這些熟悉的概念里。另外一個方面,“智識人”總體上不是行動者,他們靠什么?廣義地說,就是靠discourse,這個詞我和大家一樣把它叫作“話語”,但它只是話語的一種,我會說這是一種智性的、比較長篇說理的話語,是一種很特殊的話語。

    我先說很明顯的一點,智識人生產廣義的智識產品,包括文章、書籍、繪畫、雕塑、建筑等,最突出的是文字產品,詩歌、小說、戲劇、哲學、科普文章,之后有報紙和雜志上的各類文章。他們通過智識產品包括文學藝術作品,從小的角度講養家糊口,稍微大一點來說是獲得社會承認。說他們的作品是智識產品,是因為他們的作品都有深厚的智識含量,這些作品改變人的精神狀態,也改變社會的文化—智識結構。智識人群體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從文藝復興以后,智識產品獲得了相當的權威性,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不斷增大,特別是文字作品,智識人的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識字的人越來越多,討論的品質卻在降低

    陳嘉映:智識人意識到這些,設想自己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休謨、亞當·斯密的時代,他們把這個群體叫作republic of the men of letters(有人譯為“文人共同體”,也叫“智識人共同體”)。這些智識人觀點不同,但是大家和平共處,靠的是智性的交談。在這些方面,西方的智識人有意無意地重新弘揚希臘的某種精神,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復興這種精神。

    這樣一種智識人共同體的蓬勃發展,需要具備哪些社會條件?其實有一個條件,當時歐洲文盲已經很少,教育已經普及,總的來說大家都識字。在漫長的年代里,大多數人不識字,在中世紀更不用說,很多人都不識字。在這種狀況下,智性的話語(discourse)直接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文藝復興以后,歐洲識字的人越來越多。另外一方面,由于印刷術的發展,讀物越來越多,這當然使得智識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智識人的影響本來主要在宮廷中,18、19世紀之后直接對廣大群眾產生了影響,到19世紀末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有一定的智識能力。但這種情況后來發生了改變。公共討論好像變少了,或者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按說,當代認字的人更多,教育更普及,不應該發生這樣的情況。我今天想做的就是探究一下這種情況發生的背景。要想說清楚,我做不到,最多開個頭,而且只是從一個方面說起。

    20世紀特別是“二戰”之后,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單說命名就有種種對我們時代的命名,有后現代、圖像時代、數碼時代、數字時代,后來又有后真相時代等,可能每天都有新的命名出來。為了方便,我選了兩個,一個是圖像時代,一個是數字時代。

    本來數字跟圖像離得最遠,但最近幾十年,數字化跟圖像化連到一起,連得很緊,我們人人都有數碼相機或手機,圖像可以翻譯成數字,數字可以創作出圖像。這種聯系是靠技術支持的。100年前,圖像的生產很昂貴,現代技術讓圖像制作變得便宜。此外還應當提到商業的力量。商業和技術把數碼和圖像這兩層聯結在一起。

    因為數字和圖像的區別與聯系,當代年輕人好像分成了兩大部分。當代的精英階層就是掌握數碼技術的,在硅谷或者在中關村工作,他們成天跟數字打交道,通過數字來理解這個世界。不僅這些人,數學家們、物理學家們,甚至生物學家們,還有經濟學家們,如果沒有一整套的數學本事,很難成為這個時代的精英。世界對他們來說不是方方面面可感的,而是數字的,可通過數碼化復制或創造的。而社會中的另外一大半人,差不多是“數學盲”,從小不怎么喜歡數學,后來也學不會數學,沒有辦法透過數字去理解世界,去掌控世界,他們通過圖像了解世界。

    社會上這兩大群人,一群是通過數字創造圖像,另外一群不懂數字,他們直截了當接收圖像。他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里,但把他們維系在同一個社會里的,并不是對世界的共同理解。是商業和技術把這兩大群人維系在同一個社會里。在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智性結構里,好像不再有智識人的位置。數碼和圖像聯手,把我們前面所講的智性的話語(discourse)從社會的智性結構中擠出去了。

    我們剛才提到的困惑是,一方面,識字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受教育的水平越來越高;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討論品質越來越低,乃至于到后來沒有了討論。我相信,數碼與圖像的聯手,跟當今社會智性討論闕失的狀態是有一種聯系的,我們可以多多少少從這個方面來理解這種讓人困惑的現象。

    平民時代的公共話語

    劉 擎:我先講智識人的精英文化被邊緣化的問題。智識人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占據文化中心,而此前是貴族,此后是商業精英和技術精英。

    陳嘉映老師剛剛講的智識人,在那個時期受到特別的尊重,雖然彼此之間在政治問題、道德問題上有些分歧,但是由于大家在“智識”的界面上形成了這樣一個共同體,而且形成讓人向往和尊重的一個景觀、一個生活狀態。這個不是智識人的自我標榜,而是受過教育的公眾都會向往和尊重的。但那個時代過去了,就像茨威格那本書的書名所暗示的,它是“昨日的世界”。這些智識人、以文字文化為基礎的人,不再是文化的中心。有人會認為這些智識人只是為自己的邊緣化而懷舊傷感,然后不以為然地說:“你們有過你們的時代,但是已經過去了!

    但在我看來,智識文化的衰落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后果,關鍵并不在于智識人自己是否感到失落,而在于對公共生活的影響,F代性造就了一個平民主義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參與公共生活,也就是說,無論大眾是不是有正式的投票權,大眾的意見和想法,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社會總體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特別在一個所謂民主時代。

    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托克維爾本人是貴族,但他看到平等主義或者平民時代的來臨是“天命所在”,根本沒法抵擋。于是,問題不是要不要平民主義的民主時代,不是是否還能守住自己的等級結構,而是如何才能讓一個民主時代實現自身的理想,成就好的公共生活。健碩的民主政治依賴民眾的品質,要求每個公民都達到相當的智識水平,這是一個挺高的要求。一些保守派的思想家對現代性的批判,實際上并不是要回到過去貴族精英統治的等級社會,他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設想要盡可能提升民眾的智識水平,接近以往貴族的水準。

    當然這是特別難的事情。西方學術界大約40年前興起公民理論(citizenship theory),其中的一個主題就是強調“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與“審議民主”等主張聯系在一起,認為民主政治的品質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審議、商議(deliberation)的能力,成為所謂“informed citizen”!癷nformed”這個詞蠻難翻譯的,它不只是“知情”,而是包含辨識能力、交談和爭論的能力。通過提高公民之間的商議、交談、辨析和討論,能夠形成一個更好的政治判斷,然后你再投票就能表達更有質量的觀點。我愿意把“informed citizen”譯作“通達的公民”,當然這是非常高的要求,但對健碩的民主生活來說又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在公共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了發言權,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言論的智識品質很低,就可能造成劣質的民主。

    智性討論衰落的原因

    劉 擎:我們講中世紀后的文人共同體興起,這跟文化市場的出現有關系。如果沒有出現所謂的“educated public”(受教育的公眾),那么智識人永遠是宮廷或貴族的附庸。但現在智識人的邊緣化,可能是因為這個文化市場在演化中的知識衰落,因為市場轉向讀圖時代,從文字文本為中心轉向了以圖像為中心。

    寫《娛樂至死》的尼爾·波茲曼,還有一本書叫《童年的消逝》。什么叫童年的消逝?最早的時候,在文字沒有普及之前,成人和童年之間是沒有文化屏障的,但到后來隨著教育普及,在大部分成年人可以閱讀,就和兒童之間形成了一個文化上的鴻溝。但是后來,當電視興起以后,這個屏障又被打破,成人和孩子可以在圖像傳播中共享一個文化世界。波茲曼更擔心的是成年的消逝,他認為,文字文本對于結構性的邏輯思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這是一切現代文明建立的基礎。但現在,影像文化主導了文化市場,而且現在不只是電視,還有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已經深入人心,就像我們身體外掛的一個器官,我們找不到手機會心慌意亂。

    因此我們看到,智識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術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場變遷的因素。市場的邏輯表面上是中性的,遵循的是需求和供給機制。只要有需求,我通過算法給你推送這些東西。但我們需要思索:什么樣的需求才是應該被滿足的?文化需求有高低、對錯和好壞之分嗎?對此,我們智識人還能夠給出確定的答案或指南嗎?

    所以,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除了技術以及市場的力量,智識人群體本身對智識文化的衰落是否負有責任?在這個后現代、后結構主義、后真相的時代,我們遇到了一個挺大的麻煩,那就是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陷入了難以區分高低、好壞、優劣和對錯的處境。而造成這種處境的一個重要的力量,恰恰來自智識人群體的內部。這涉及到更大也更為復雜的話題。陳嘉映老師在《感知·理知·自我認知》里辨析了感知和理知,并不是呼吁我們需要重新高揚理知,而是對兩種認知之間的糾葛關系展開了非常深入的探索。但在另一面,對理知傳統的批判比如像德里達對所謂“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這些晚近的后現代思想的趨勢,似乎又與智識文化的衰落存在深刻的聯系。在這個意義上,智識文化的衰落好像有一點是智識人自我招致的。

    也就是說,對智識精英文化的挑戰,緣起于智識群里的內部紛爭,這種紛爭的結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場,包括塑造大眾的文化需求。如果智識人沒有辦法重建相對有力量的標準給大眾,我們就蠻難說如何才能扭轉智識生活的衰落。

    陳嘉映:我關注的是智性交流闕失背后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如果識字曾經帶來智性生活的黃金時代,我們現在就應該進入白金時代,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怎樣從智識結構來理解這個事實?

    什么時候是說理的黃金時代?我個人的看法是——在政治上不見得正確,在其他方面也不見得正確——說理需要有聽眾,公共說理需要在公眾中有聽眾。最有利的社會結構是19世紀下半葉到“一戰”之前,歐洲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不是話語的生產者,就像劉擎說的,在那時候的智性結構中或者社會結構中,買家都是很有眼光的。到了數字時代,數字、圖像把文字說理擠了出去。情況變了,用昆德拉的話說,“人人都是作者,但沒有聽眾”。人人都是作者是有問題的,這是我的看法和通常比較“正確”的講法不太一樣的地方。

    劉擎講到聽眾是“informed public”!癷nformed”,一方面是知情達理,一方面有一定的被動性。他們具備相當的知識和見識,聽得懂系統說理,對說理的品質有鑒別力,但他們自己并不熱衷于系統發表自己的一套,也許覺得自己的知識、見識不足以形成一套值得公眾傾聽的意見,但更常見的是由于他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沒有在說理這件事上投入很多心力。后來各方面的發展大家也都見到了,在平民化的轉變中,很多人自我表達的愿望慢慢強過被動知情(“informed”)的愿望。更重要的是,現在的媒介手段使人人都可以成為發言者。在報紙時代,人人都讀報,當然,你也可以給報紙投稿,但是多半發不出來。

    剛才講到尼爾·波茲曼,講到電視時代,電視的確啟動了一個重要的轉變。要理解別人的討論和爭論,報紙這種媒介比電視好得多。上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從報紙和廣播轉向電視時代,那時候關于說理面臨危機的討論非常多。但是媒體轉變太快,討論都跟不上。一開始,并不是智性討論的愿望越來越弱,而是人們對智性討論的關注程度降低了,智性討論被淹沒在自我表達的汪洋大海之中。久而久之,智性討論的愿望自然就變弱了。

    系統說理漸漸衰落,總會有什么東西來填充這個真空。是什么東西來填充這個真空?是智性含量越來越少的表達擠進來填充了真空。在各種各樣的媒體空間,我們都見到自我表達的膨脹和泛濫,把說理的空間越擠越小。本來,智性的話語(“discourse”)是一種交流、熏染、教化。人們想象的智性話語空間,它能夠容納不同的意見、見解,人們在說理過程中互相熏染和教化,F在,話語的這樣一種主要功能流失之后,話語更多變成一種表達。再加上其他的因素,話語越來越普遍地變成——至少被看成——無非是立場的表達,或者是用來掩蓋立場的表達。人們對話語失去了信任。

    辨析海量信息中的智性話語

    劉 擎:我們在公共討論中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指責那種低水平的討論,或者說公共討論品質差的原因是太感情用事,太極端化,不理性。是不是我們的公眾全部這樣?我認為不是的,其實是說話的人多了,參與的人多了,可能那部分本來討論品質比較高的“通達的公眾”仍然在,只是在整個話語數量的權重當中比例占小了。

    有人分析過微博的結構,指出在最開始的時候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大概是60%,這部分人的絕對數量仍然在,但是現在由于微博用戶變得非常非常龐大,這部分人的權重變小了。對于這個問題,似乎不能簡單說高揚理性就可以了,那些感性的因素總是存在于公共討論之中。所以陳老師講的我們要保持discourse,或者說論理的水平,不僅是在公共生活中,在倫理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并不是說要恢復一個完全由理知主導或者理知專斷的傳統,其中似乎存在著某種張力。

    陳嘉映:我跟你差不多,或者跟你引用的看法差不多,問題并不是現在沒有人講道理了,說理的人還在,但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瓦釜雷鳴,都是立場的表達,不跟你細細說理。不過,我關心的是社會的智識-文化結構,而不是在指責普通人不靜下心來說理。我剛才講的智識人,他不管理企業,不帶兵打仗,他的專長是大量地吸收、梳理知識,有條有理地說話,討論問題。如果你拿這個來要求那些每天要去送外賣養家糊口的人,這不是很公正。另一方面,我有表達的愿望,現在又有了表達的平臺,憑什么不讓我表達?

    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緣際會,那時的智性—文化結構最適合智性話語:有些人在說理、在討論,大多數公眾能夠聽懂這些討論,關心這些討論,但他們主要是聽眾,不見得有時間、精力、興趣和能力來參與公眾討論。平民化的社會趨向、互聯網的出現等等改變了這種局面,人人都在表達,淹沒了審慎的說理。

    我不認為誰有什么辦法總體上改變時代的智性—文化結構,更不認為誰能夠返回以往的時代。最多能為個人提點兒建議。不必費心去指責那些不好好說理只顧表達的人,好好說理本來不是他的本職。在相當程度上需要你自己去分辨,哪些人在說理,哪些人在表達。還有,分辨自己要的是什么,有時候你是想明白道理,有時候你想知道大家在表達什么。分辨清楚,到對應處去尋求。就像你想吃烤牛排,不能到涮羊肉的館子去。我很同意劉擎說的,智性話語雖然被淹沒,但還在那兒。

    (陳嘉映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劉擎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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