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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熟的人》:重回“故鄉故事”的背后
    來源:《小說評論》 | 時間:2022年03月28日

    文/張清華

    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我得以在2017年冬隨莫言回了一次故鄉。百聞不如一見,親自經歷,會很有助于理解他的近作。因為他一回去,立刻如石擊水,漣漪層層溢出,那些小說中的人物原型,或是有些許關系的人物,就都出來了。飯桌上,談笑間,莊里鄉親,諸般舊友,都讓我仿佛看到了他某些小說中的影子。

    那時他剛好次第推出了他“后諾獎時代”的第一批作品,“寧賽葉”“金希普”“柳摩西”“田奎”們的影子一直在我腦海里盤旋,但說實話,最初他們尚未生成確切的面目。但當我在高密見到了他的這些故友時,這些名字不由分說,一下子就撲了上去,絲毫也沒有商量地,立刻變成了現實中的某個人。雖然我深知他們只是舊朋老友,與作品中的人物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固執的無意識卻難以驅遣,不可控制地變成了他們的形相。

    所以,對我來說,讀《晚熟的人》可不是一趟虛構的小說之旅,倒像是一次熟悉的故鄉之行,那些人又次第跳了出來。我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笑一顰,甚至會嘗試與他們對話交談,正所謂忍俊不禁,心領神會。這也使我驚訝于莫言的筆法,盡管他刻意凸顯時光如梭的滄桑變化,卻還是那樣活色生香,活靈活現,于輕描淡寫三言五語間就惟妙惟肖,將他們和盤托出了。

    而且他就出現在他們中間,談笑風生,左右逢源。一會兒爆出哈哈大笑,一會兒傳出土得掉渣又妙語連珠的鄉音。那個穿燕尾服器宇軒昂站在領獎臺上的莫言不見了,那個年輕的憤世嫉俗和常忍不住議論抒情的莫言也不見了,而那個土地之子,九十歲老爹的孝子,操著高密東北鄉土話的莫言回來了。

    他在他的一畝三分地上走著,已經儼然變成了其中一員,仿佛從未離開。

    很顯然,莫言開啟了新一輪的“故鄉故事”模式。之前,他也一直在講“高密東北鄉”的故事,但那個是“馬孔多小鎮”,或是“約克納帕塔法”的另一種說法,是寓言化了的歷史烏托邦,是他所理解的世界的空間隱喻。他把百年來中國的風云變幻,收納到了這個小小的空間,所講的事兒,所寫的人,既與高密東北鄉有關,也可以說無關。除了少數作品中會出現一個“我”(如《紅高粱家族》),或者甚至出現一個“莫言”(如《酒國》),大部分作品中所寫的高密東北鄉,都與地理學意義上的故鄉沒多大關系。

    但在最近的作品中,他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回鄉者的見聞”,一個不斷返鄉還家的人的親歷,一個“在場者”參與或講述的故事。

    換句話說,“莫言”人始終在,語境卻因此而實感化了,這是一個大變化。雖然他會故意把“紅高粱”換成“黃玉米”,會賣些關子,設些迷障,但那個實實在在的故鄉,卻是什么也掩飾不住的。

    我因此會設問,這到底是過去那個故鄉故事的一個“非虛構化”,還是源于作者——他自己的一個自然“老熟”所致呢?

    我不能肯定。這很像孫犁晚期的那種寫法,像《蕓齋小說》中,都有一個“我”或“孫犁”,仿佛作者在寫作回憶錄,把過去年代實歷的事情一一翻找出來,有一搭沒一搭地講述那些人與事;蛘咴僦苯右稽c說,這便是古往今來文人的“筆記體”寫法了,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結尾處不也喜歡自己跳出來,自稱“異史氏曰”云云么。恰似,莫言也給自己的近作取了一個類似的說法,叫作“一斗閣筆記”。

    仔細琢磨一下,確乎不是隨意,而是暗含了意圖在其中的。中國古人喜歡用“志異”“筆記”或“雜錄”“叢談”等名詞來總匯此類文字,以表示其來歷有隨機隨性之意,不求正大與莊嚴,而是如“烹小鮮”罷。

    顯然,莫言不再把故鄉作概念化的處理,雖然還是有很多寓言性的意圖在其中。這是我認為他依然真正屬于故鄉、與故鄉的土地形成了血肉關系的一個原因。在過去很多作家的習慣中,故鄉不再是它自己,而是帶著精神色調或者恩怨意味的一個寄托,要么是一個歸來之地,要么是一個拋離之所;是傷心之處,或是悲情之別。面對故鄉是必然要抒情的。但在莫言這里,故鄉是生動的,原生態的,恩怨交疊和愛恨糾纏的,無所謂悲喜好壞的。

    這應了他早先的說法,“高密東北鄉是世界上最圣潔又最齷齪,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的地方”。三十多年過去了,而今依然如此,好人在,王八蛋也在,只是,早期故鄉作為民間大地的詩意寄托,而今更多地變成了滄海桑田現世果報的老家。

    是的,滄海桑田的老家,面目全非的老家,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了現世果報的老家,猶如一臺戲,終于演到了高潮,或是尾聲,或是卒章而顯志、命運露出了真容的時刻。這個同樣已歷滄桑的莫言,面對這一切所表達的理解、觀感、態度,是既有百感交集,又有安之若素,他時而會現身承受,時而又溜之大吉。這一切似乎都要看境遇,視心情而定!抖肥俊分械膬蓚或者更多的冤家,斗了一輩子,支撐他們斗法甚至惡斗的,是說不清楚的一些東西,是什么,家族恩仇、個人好惡,是爭強好勝心,還是人性中天然的惡,似乎都有,似乎又都不是,到底是什么,我們只能說,就是一種在莫言看來無法言喻的農民意識。

    這種小農的文化,在他的筆下雖然也給予了寬宥,但還是掩藏不住他內心的厭惡。它在那個掌了一輩子權的方明德那里,是一種混合了政治的小農情結,他到了耄耋之年,也還不忘其權力意志,聲稱“還要戰斗”,可是他究竟要戰斗什么,其實也說不清楚。隱約間可以看出他對現實的不滿——看似他關心的是大政治,其實掛念得無非還是他個人的那點小恩怨。另一個流氓無產者武功,一輩子耍的是好勇斗狠,是滾刀肉的精神,讓所有的人都拿他沒轍,到老還落了個“五保戶”,生存有了基本保障,但即便如此,他人性中的惡依然沒有消泯。

    在我看來,《斗士》一篇雖然短,卻很集中和典型地傳遞出了《晚熟的人》中基本的風格與態度。人和時間,現實和歷史,依然在較勁,一切的是非善惡,都到了收割與扯平之時,但這里的生存者們,卻還在茍延殘喘里掙扎著。

    誰看著這一切,內心發出了深深的悲憫?當然是莫言,或者還有主,上帝。

    從“柳摩西”變成“柳衛東”,然后又變成了“柳摩西”。僅用了一個短篇,就處理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對于人物來說,則是完成了一個輪回。柳摩西改成柳衛東之后,先是打了自己信教的親爺爺;然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發了財,成為了傳說中的暴發戶;然后他又因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變成了迷途的羔羊——或是躲債,或是因為女人,或是因為固有的偏執與愚昧,他拋棄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失蹤達三十五年之久。

    這是《等待摩西》的故事,最后他居然再度歸來,并且將名字正式改回了“摩西”,而且變成了教徒。他歷盡苦難的妻子,則癡心不改地守著那個家,并且因為信教而寬恕了他的一切。當然,在最后柳摩西歸來的時候,作者選擇了回避的方式,并沒有正面寫到他歸來的樣子,以及失蹤的原因。

    其實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言要通過這個人的故事,展示這樣幾個邏輯:一、故鄉的滄海桑田,說到底是故鄉人們百感交集的命運故事;二、四十多年的歷史,對于故鄉來說,是一部巨大的戲劇,這部戲本身就是“中國故事”的縮影;三、暴力不能推動歷史,卻能夠毀壞人性,財富可以改善人生,卻不能拯救靈魂;四、耶穌其實是虛無的,甚至是虛偽的,卻可以給人以某個歸宿,這不是理想的選擇,但是無奈的救贖。

    可能還有很多,能夠說出的和不能說出的,歷史已顯形和尚未顯形的,都在這故鄉故事的物是人非與百感交集中。

    夫復何言?《等待摩西》的故事,或許就是一個洋洋百萬言的長篇小說的縮微版,之所以縮微了,是因為短其實就是長,故事越短,邏輯就越清晰,小人物與大歷史之間的張力就越明顯,就越給我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越顯出了這段時間中的巨大的溝壑,顯出了人間萬象與人間戲劇的豐富蘊含。

    《賊指花》當然是一個特例——與故鄉無關。此小說或許是多年前未完的一個舊作,某天與作者的交談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小說也存在著一個“成長”的過程,會有一個敘述中的“結”在,有時偏偏卡到一個結上,擱置了多年。在某一時刻忽然有了靈感,才忽然蝶化,暢然而出。

    這篇小說講述的也是有時空跨度的故事,人物的經歷曲折而漫長,從八十年代一直到靠近當下。歷史的變幻,和故事本身的逶迤與延宕,也同樣形成了精妙的契合。但相比起他的那些故鄉故事來,《賊指花》的注意力可能略有不同,既沒有感慨世道人心的變化,也沒有嘆息歷史邏輯的輪回,而是道出了人性的某種奧秘,幾乎是在哲學層面上的奧秘,那就是,“賊性”之作為人性的組成部分,它到底潛伏得有多深,在人性的構造中到底會居于什么樣的位置。

    一群由八十年代而來的,真真假假的“文人”“作家”,沒有留下傳世之作,倒是留下了一個多年未解之謎,即當年那個賊到底是誰的問題。它一層層如抽絲剝繭,一度還逼近了“我”,逼近了人見人愛的混血美女范蘭妮,但謎底還是留到了最后——他竟然是最不像賊的,看上去一身正氣最像正面人物的,當年的那個反扒能手,能文能武的武英杰!

    其中確有戲謔的東西,有對于文壇形形色色人物的會心揶揄。但我以為,這篇作品中最直指人心的,乃是其心理深度,關于“賊”的種種想象與禁忌,它與人們的無意識之間發生了多重的敏感關系。所以我說它是一篇推理加心理、再加哲學的小說,與俄羅斯作家安德烈耶夫的《賊》,還有卡爾維諾的《黑羊》,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與多年前的一部有名的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也有的一比。

    好作品都會深入無意識,《晚熟的人》中,《地主的眼神》《左鐮》《紅唇綠嘴》《天下太平》諸篇,都各有精妙之處,在觸及人性的軟肋、心理的癢處方面,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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