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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來源:  | 時間: 2015年03月17日

          一、

          “你需要錢嗎?”這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他將車子靠到路邊,拉下了車窗。

          我當然需要錢。我想錢都快想瘋了。他們都叫我傻瓜,我的名字其實不叫傻瓜,但他們總是叫我傻瓜,于是慢慢地我就把原來的名字給忘了。我覺得我并不傻。我所以看上去很傻,就是因為沒錢。他們跟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們認為他們所以有錢,就是因為比我聰明。

          我整天都在大街上閑逛。我說我喜歡逛街,是騙他們的。我也挺想像那些叫我傻瓜的人一樣去很多地方,然后干成很多事,但這都需要錢。而我又沒錢,所以就只好逛大街了。因為在大街上閑逛,不用化錢。這個城市什么地方都得化錢,甚至包括廁所。我實在想不通,我把大糞給了他們,按理應該是他們給我錢才對。在我們鄉下,沒大糞種不成白菜。“大便二毛,小便一毛。”管廁所的女人說。為什么大便就要比小便貴一倍呢,這我就更不懂了。不懂我就問,那管廁所的女人回答我說:“神經病。”后來我就不問了,進去大便也說成小便,這事從來沒人察覺過。由此我覺得即使他們比我有錢,也沒見聰明到哪去。

          “我太需要錢了。”我說。于是他就讓我上了他的車。我認識他的車。跟人一樣車也有名字。他的車的名字叫奔馳。滿大街都是車子,但我就認識奔馳跟寶馬。因為其他的車都是垃圾。我可從不跟垃圾打交道。

          “夠了嗎?”這是他跟我說的第二句話。

          那疊錢很厚。如果他不把副駕室前面的車兜打開,我就不會知道里面有一只公文包。如果他不把公文包的拉鏈拉開,我就不會知道里面有一只牛皮信封。如果他不把信封翻開,我就不會知道里面有一大疊錢。但問題是他一步一步這樣做了,于是我就看見了那一大疊錢。用一根細細的橡皮筋束著。那疊錢的腰太粗了,橡皮筋就像一根皮帶,看上去隨時會被崩斷。我還聞到了一股甜絲絲的油墨味。操,我已經很久沒聞到這股子油墨味了。以前我們單位工資發的是現金,但是不知從哪一天起改成了打卡。我老婆這人不算很壞,她壓根沒收繳我的工資卡(那卡現在就在我貼胸的上衣內兜里),她只是把我工資卡的密碼改了改。從此之后,我就再也沒聞到過那股子油墨味。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我成了窮光蛋。

          “夠了夠了!”我說。那疊錢只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就賊頭賊腦地縮回了牛皮信封。然后信封進了公文包,然后公文包進了車兜。車子里看上去像是什么都沒發生。但那股甜絲絲的香味還在。她在時刻提醒著我,那疊錢是屬于我的。但是,她到底有多少呢?三千?五千?八千?或者是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她應該已經算是屬于我了,但這只是名義上的。她還在那只信封里,信封還在那只公文包里,公文包還在那個該死的車兜里。里程表跑得賊快,那些錢會跟著輪子的轉動一張一張地消失嗎?直到腰細得那根橡皮筋再也束不?直到那只牛皮信封里什么都沒了,只剩下那根橡皮筋?說實在的,我對所謂的名義上的東西從不感興趣。如果她此刻就在我貼胸的上衣內兜里,一伸手就能硬繃繃地摸到,一邁腳就能一沉一沉地感覺到,那么我就不會這么擔心了。

          垃圾就是垃圾,大奔就是大奔。我只為那疊錢迷糊了一小陣,車子已經穿北直街過西橋沿環線出了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挺重要一件事。

          “我可不殺人!”我跟他說。

          “你說什么?”他沒聽明白。

          “我真的不殺人!”我不得不重復了一遍。

          他笑了起來,聲音很響。他不像一個會笑的人,但是現在他笑了起來。他笑起來的樣子讓我覺得駕駛員被臨時調了包。

          “誰讓你殺人了?!”他說。

          “反正違法亂紀的事我都不干。”我裝出口氣很強硬的樣子。話出口后我有點后悔。因為我感覺他是一個會把笑隨時收起來的人,就像吝嗇地收回那些錢。我不怕別的,我就怕他突然拉下臉,然后讓我下車。說實在的,我太想占有那些錢了。

          “你倒是先跟我說說,哪些算是違法亂紀的事。”他挺有耐心。

          這事讓我有點犯難。說實話,我讀的書不多。我在腦瓜子里拼命搜括詞兒,總算想到了幾個。

          “殺人放火啊,蒙面搶劫啊,小偷小摸啊,強奸婦女啊,”我說,“還有在大街上隨處小便應該也算。”

          他像只鴨子一樣“嘎嘎嘎”地笑了起來,他其實一點都不吝嗇他的笑。

          “你的意思是說,不蒙面的推劫就不算?只要強奸的不是婦女也不算?”他說,“還有什么隨處小便?!看不出來啊,你這人環保意識還挺強的。”

          話經他這么一顛來倒去,我就云里霧里了。我覺得挺對不住他的。我就跟他解釋我這人平時不怎么會說話。

          他卻笑得更歡了。他說:“誰說你不會說話,你這人挺逗的!”

          我想了想,就說:“這倒也是!我們單位的人平時總是圍著我,嘻嘻哈哈,人仰馬翻地,一天也就很快過去。” “真的嗎?我還不知道你在哪上班呢,說說你單位的事吧。”他顯得挺有興趣。

          二、

          我是個藥劑師,在市人民醫院的西藥房上班。我的工作就是從一個窗口把病人遞進來的單子接下來,再把藥從另一個窗口遞出去。在我的身后有兩大排一人半高的藥柜,每個藥柜都被分隔成無數個細細的方格子,成千上萬種藥就藏身其間。要記住每一種藥的名字和位置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事難不倒我。我在這兩大排藥柜前面坐了整整二十八年,從來沒出過什么差錯。那些醫生一個個居心叵測,時時處處都像是在為難我,但他們把處方寫得再潦草把藥名弄得再精簡也沒用,我總是照單全收。那些藥都躺在方格子里睡大覺,打著千奇百怪的呼嚕。我得走過去攀上凳子一一把它們拎出來,放到我的玻璃臺板上面,貼上標簽,寫上一日三次一次二片和飯前/飯后什么的,然后裝進一只塑料袋。跟你透個底吧,其實醫生的話并不可信,他們最喜歡故弄玄虛了,什么一日三次一次二片飯前飯后?把三次改成二次把二片改成三片把飯前改成飯后出不了什么大事。玩這套把戲時他們肯定暗自得意,覺得別人被蒙在鼓里,其實我內心通透得很,我可不是傻瓜。但我從不把他們的把戲戳穿,我總是說一不二照單全收。閑著沒事,我喜歡想像他們得意時那副鳥樣,這事讓我很開心。

          從我進醫院到現在,已經換了五任院長。他們說我媽跟老院長的老院長的老院長的老院長有一腿。我不懂“有一腿”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們這樣說我肯定不會是什么好事,我就反駁說,我媽可有兩腿,你媽才有一腿呢。我這樣反駁時,他們就會哈哈大笑。這事他們已經說了好多年,但我到現在也沒弄清,我媽到底是跟那個老院長有一腿。“老院長的老院長的老院長的老院長”到底是指哪一任院長呢,這事我不好問別人。唯一的辦法是去問我媽。但我媽已經死了。她是個臨時工,在我們醫院掃了三十多年的地,后來就死在她擦拭過上萬次的醫院的某張病床上,死亡原因是藥物過敏。他們說我媽的死責任在醫院,讓我去告。這事我仔細想過,我是醫院的職工,括號正式,如果我去告醫院,這不就變成醫院告醫院了,自己告自己你說怎么告?我們院長,括號現任,對我還是挺關心的,他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把我媽的住院費和喪葬費都給報銷了。對此,我很感激。

          我們西藥房除了我,還有六個人。他們性別各異,年齡不一,從婚姻狀況看,有未婚的,有已婚的,有結了婚又離婚的,有離了婚再結婚的,有離了婚又復婚的,還有沒離婚但一直養著小情人的。他們有個共同點:都不喜歡上夜班。跟他們相反,我恰恰很喜歡上夜班。因為晚上我沒事可干。白天不上班,我可以去逛大街。但晚上不行,一過十點大街就黑燈瞎火的——當然也有燈紅酒綠的地方,但那都是一些需要大把大把鈔票的地方——我說了我是個窮光蛋。關于喜歡上夜班這件事,我從來沒在他們面前流露過。我喜歡看著他們中的某一個,一改往日的趾高氣揚,磨磨蹭蹭地捱到我旁邊,小心翼翼地跟我套上幾句近乎,然后跟我商量代班的事。我總是面露難色。于是他就開始講瞎話,他舅舅的小姨子的女兒住院了,他老婆的三姑的前公公出了車禍,他弟弟的同學的女朋友的哥嫂鬧離婚了。這么多年來,他們攀得上的親戚都已經住過院了,有條件出車禍的也都出了,沒條件鬧離婚的也都鬧了。于是關系就越扯越遠,故事也越編越離奇。我總是裝出信以為真的樣子,然后很關心很同情很傷心地問他,得了什么病啊,車是怎么翻的,是誰在外面先有人了。他們的回答經常漏洞百出,但我從不點破。玩夠了貓捉耗子的游戲之后,我就會很哥們義氣地答應他的要求。他馬上一臉喜色,怕我反悔似的,趕緊從兜里往外掏錢。“先把加班費給你吧!”他說。我像個傻瓜一樣接過他的錢。我要的就是這個。一張五十大鈔。舊是舊了點,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現金,而不是我工資卡上那種狗娘養的所謂名義上的錢。陰謀又一次得逞,他很得意,雖然沒有表露出來。“傻瓜!”他在內心罵了一句。我當然聽見了,我會緊跟著也在心里罵上一句:“傻瓜!”

          在單位我有一句口頭禪:“我真倒霉!”他們都很喜歡聽我說這句話,我只要嘀咕一遍,他們就能笑上一陣。我這人有個毛病,尿急。藥庫里所有的藥全吃遍了也不見效。我就去問我媽,我媽說:別治了,你爸也這樣。當然,那時我媽還活著,否則我再怎么問,我媽也回答不了。我媽當年這樣說好像我爸還活著,其實我爸比我媽早死了三十多年。我媽就是在我爸死了之后進醫院掃地的。在這之前,我們一直生活在鄉下。在我們鄉下,大便不叫大便,叫屎,小便也不叫小便,叫尿。我爸我媽是決不允許我把屎尿拉在屋子之外的。在鄉下屎尿金貴,因為沒有它們就種不成白菜。

          回頭說尿急這事吧。我去廁所就得有人幫著照看我那窗口。他們說“快去快回,二十秒!”廁所離得遠,我小跑著過去,急急拉了尿,又小跑著回來。經過窗口時就聽見他們在里面齊聲數“十八”。從窗口進藥庫得轉個彎,就剩兩秒了,我再怎么趕也總是差上一秒。“我真倒霉!”我懊喪地嘀咕了一句。他們就哈哈大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其實我早就知道了,即使我去廁所一滴不拉趕回來,也照樣會差上那么一秒。同樣道理,即使我去廁所拉上半天大便,回到窗口時,他們也會不遲不早正好數到“十八”。讓時間走得快些還是慢些,是由大家說了算的,我一個人說了不算,因為我看不懂任何鐘表。他們開始像鴨子一樣“嘎嘎嘎”地笑,其中有公鴨也有母鴨。笑夠了,他們就會說,處罰處罰。

          處罰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罰錢,每次十塊;另一種是罰交待。制度是他們定的,但他們很仁慈,允許我自由選擇。當然,殺了我我也不會選前一種。至于怎么罰,前一種制度是規定的,后一種卻沒有規定,得由他們中的一個即興發揮,我的任務是按提問老實回答。“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條政策每次都會有人重復強調一遍。如果把上班比作集體做愛,那么接下去就是高潮了。在我所工作的市人民醫院西藥房,這樣的高潮每天都會有好多次,至于次數則取決于我的身體狀況。我從不抗拒,我總是低頭認罪。按照他們的要求,我會規規矩矩地坐到屬于我的那條椅子上,把有罪的手平放于膝蓋,把平時招搖撞騙的尾巴收起來,夾放在屁股和雞巴底下,余下部分則用大腿緊緊夾住。作為公正而又嚴厲的法官,我知道他們的臉色此刻都很莊重,記得有一個剛剛大學畢業分配進來的小妞,經歷第一次時,不懂規矩,失聲而笑,但立即就被其他人的表情給嚇回去了。這么多年來,什么稀奇古怪的問題我都回答過,我已經是死豬不怕開心熨了。但最近一段時間,他們忽然迷戀上了我的私生活。我記得他們的問題是這樣開始的:你老婆做愛時叫床嗎?

          三、

          垃圾就是垃圾,大奔就是大奔。不知什么時候,我們已經離開四車道的省道,開始爬一條盤山公路。路是砂石路,不算很窄,但是彎道很多,又不見路標。但車速并沒有慢下來,看得出,我的老板對這條路很熟。

          我的頭有點暈,早上和著豆漿一口一口咽下去的那根油條像是沒消化。不但沒消化,它現在正在一截一截地重新接起來,然后硬梆梆地從胃里朝喉嚨口捅。但我一直忍著。連大奔也消受不起,只能說明我這人很賤——賤得只配坐垃圾車。我可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是垃圾。

          他在用心開車,眼睛一直盯著路面。他理了個平頭,戴了一副無框的金絲眼鏡,看上去臉色紅潤,精神飽滿。他的西服現在被座椅穿著,自己只穿了件羊絨衫。那件羊絨衫我也認識,在國貿大廈精品屋的一個模特身上,每次經過我都會懷疑標簽上那價格是不是錯加了兩個零。

          那個車兜離我的膝蓋很近很近。我知道車兜中有那只公文包,我知道公文包里有那只牛皮信封,我也知道牛皮信封內有那疊錢。但是在把那疊錢拿到手上再放進我的上衣內兜之前,他想讓我為他干點什么呢?那些叫我傻瓜的人經常告誡我: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但他像是忘了還有這件事。剛剛上車時他神情嚴肅,那副無框的金絲眼鏡就像一塊玻璃籃板,能把人皮球一樣彈出去,F在,在像鴨子一樣嘎嘎嘎笑過一陣之后,那副眼鏡就變成了一塊磁鐵,他看上去比我們電視上那位市長還要慈祥三倍。

          “你在看我。”他說。

          我不知該點頭還是搖頭。

          “你見過我?”他問。

          我搖了搖頭。

          “那我看上去像一個鄉巴佬嗎?”他問。方向盤向左用力一打,大奔跟著路扭了個急轉彎。

          “不像。你是一位老板。”這次我答得很利索。

          他又笑了:“誰說你不會說話。”

          “我要每天能跟你一塊上班就好了。”他又說。說話間,方向盤一左一右,他又超了一輛滿載青石條的拖拉機。

          “老板說笑了。”我說。

          這次他沒笑,神態反倒有點嚴肅。我估計自己又說錯了話。我有點沮喪。我說過我這人不會說話。

          我又想到了那疊錢。狠狠心我就問了:

          “老板,你到底——”

          “別叫我老板!叫我名字——”他的口氣有點沖,但到后半句調子明顯緩和多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老板?”這話我不得不問。我知道人和車一樣都有名字。

          “我的名字——”他呆了呆,“你就叫我——阿貴吧!”

          我有點意外。說實話,這名字有點土氣,跟他的金絲眼鏡和多兩個零的羊絨衫很不般配。這名字簡直一點都不像是他的名字。

          “我還是叫你老板吧。”我說。

          “為什么?你嫌這名字不好?”他的口氣又有點沖。

          “不是不是,主要是叫著順口。你要覺得真不行,我就叫你——阿貴得了。”我趕緊改口,我可不想讓那疊快到手的錢只剩下一根橡皮筋。

          “我不殺人,我也不干違法亂紀的事,還有,那種缺德壞良心的事我也不干。”我說。我沒叫老板,也沒叫阿貴。

          “我看出來了,你是一個好人。你放心吧。我不讓你殺人,我也不會讓你干違法亂紀或者缺德壞良心的事。我讓你干的事情你閉著眼睛也能干成。”阿貴說。

          閉著眼睛也能干成?那是什么事呢?我又犯迷糊了。

          “那我們到底去哪?”那個車兜離我的膝蓋真的很近很近。我知道那疊名義上屬于我的錢現在還只是名義上的!“別問了。就快到了。”阿貴說。

          四、

          他們問我的老婆晚上叫不叫床,其實就是告訴我,他們的老婆晚上是叫床的。如果我回答我的老婆晚上也叫床,他們肯定會很失望。我不想讓他們失望,我希望自己答完后他們的笑聲能持續得長些再長些。我知道,誰都不希望高潮太短。

          我說我老婆從來不叫,我搞她時她就會用腳撐幾下,但是我們的床會叫,它總是吱吱咔咔地叫得很歡。

          接下去的笑聲是意料中的事。但持續的時間卻比我料想要長。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西藥房變成了一個鴨棚。日光燈在我頭頂跟著笑聲時明時暗。方格子里的那些藥都在酣睡中睜開了眼睛。如果你是我,你就能從這些笑聲中聽出有幾只公鴨幾只母鴨。告訴你也沒關系,我甚至能從中分辨出哪一只母鴨名義上是未交配過的。時間就躲在我們西藥房墻上的那只鬧鐘里面。時間是個奇怪的東西,它有時候走得快,有時就慢一些。他們笑起來時,時間走得賊快,就像眼前的這只里程表。我知道他們——這些叫我傻瓜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張三有一個患軟骨病的兒子,李四想那個室主任已經想了十三年,趙五戴了頂綠帽子還屁顛屁顛的,錢六結婚六年了還沒生出個小孩,馬七因為臉上的雀斑至今還沒找到合適的對像,孫八因為處了個情人整天得挖空心思編瞎話騙老婆。對他們來說,上班的時間總是太長,床上的高潮總是太短,F在,他們笑了。因為我,上班的時間變短了,他們的高潮集體延時了。我知道自己是一個傻瓜,但我又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五、

          那座山就像一顆倒置的螺螄。離開省道后,我們一直在圍著山兜圈子。但是兜著兜著就到了頂。螺螄的屁股尖上是一個村莊。

          阿貴說到了,我就跟著他下了大奔。

          沿著入村的泥路,阿貴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村莊的人家稀稀拉拉的,就像哪個淘氣的小孩拉了一橛一橛的屎?床坏揭粋人。霧在擦著我們的臉過來又過去。阿貴突然折回身:你等等。我就站著等他,回來時阿貴的手上多了一袋東西。塑料袋黑乎乎的,看不清里面裝了什么。

          泥路邊是兩排整齊的茅廁,冷不防閃出一個老頭,嚇我一大跳。老頭正在系褲帶,他狐疑地看著我們。

          “你們是來收古老貨的嗎?”老頭很突兀地問了一句。

          阿貴搖了搖頭。老頭顯得有點失望。

          “古老貨是指什么?”走遠后我問阿貴。

          “就是古董。”阿貴說。

          有古老貨為什么就不去看看呢,一不小心也許就能發個大財。但阿貴顯然對古老貨不感興趣。

          沿著泥路我們進了村。路變成了石子彈路。天陰沉沉的,依然沒碰見一個人。阿貴在前面拐了個彎,我就跟著他走進了一個石徹的小院子。

          小天井的角落里放了一口水缸。天井進去就是中堂,兩側一左一右有兩扇門。我開始恍惚起來。木頭樓板很矮,中堂里黑乎乎的,堆著一些柴草。木梁上結了個燕子壘,地上有一堆新鮮的鳥糞。我覺得自己回到了家。阿貴在左邊那扇門邊停了下來,他把那袋東西放到地上,開始在兜里掏東西。那扇門上了鎖,是我熟悉的那種掛鎖。阿貴摸了半天終于摸出了一把鑰匙。那些叫我傻瓜的人跟我說:一把鑰匙開一把鎖,F在,那把鑰匙就在他的手上,但阿貴卻對著那把鎖發怔了。我站在旁邊,不知道阿貴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

          背后忽然“吱嘎”一聲。太熟悉了,是我媽開門的聲音。

          我和阿貴幾乎是同時扭的頭。從對面的屋子里走出來一個老太婆。她太像我媽了。但不是我媽。當然不是。

          “你回來了?!”我媽說。但她不是我媽。

          “回來了。”阿貴說。

          “進來喝會茶吧。”我媽說。但她不是我媽。

          “不了,車還等著呢。”阿貴說。

          “那你等會。”我媽轉身進了屋。再出來時,我媽的手上多了一疊東西。是錢。舊得已經沒了甜絲絲的油墨味。但它還是錢。

          然后,我媽的錢到了阿貴手上,阿貴的鑰匙到了我媽手上。

          “真不坐了?”我媽問。但她不是我媽。

          “真不坐了。”阿貴說。

          阿貴說完扭頭就走。我趕緊跟著他往外走。

          “有空就回來,這還是你的家。”我媽在背后說,我媽總是這么嘮叨。

          出院門時我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我媽。我媽又老了不少。但她真的不是我媽。

          出村時,阿貴在前面走得很快。他看上去不像一個會這么快走路的人。但他現在就走得這么快。我不得不在后面緊追慢趕。

          經過那兩排茅廁時,我的尿又急了。解了手出來,迎面碰上一個中年男人。他挑了擔精柴過來。我就想起了那些古董。

          “你家有古老貨賣嗎?”我劈頭就問。

          “有!”他用跺柱把那擔柴歇下來,順手拿肩頭的毛巾擦了把汗。

          “那你帶我去看看?”我有點喜出望外。

          “好啊,你跟我來吧。我家有個八十多歲的瞎眼老娘,就白送給你吧。”

          還沒等我回過神來,那擔柴已經杭育杭育地走遠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就在后面喊:“阿貴。”

          他猛的一下收住步,就像被人使了定身法。

          “你忘了那袋東西。”我說。

          “噢,算了。”定身法被解開后,他繼續在前面走,但是步子緩下了。我緊走幾步就跟了上去。我知道阿貴把他自己的事辦完了,接下去就是我的事了。但問題是,我還不知道他想讓我干點什么。

          看得出來,阿貴現在的心情不太好。我不想讓人煩。我就把想問的事咽回到了肚子里。我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阿貴,那袋子里裝了什么?”我說!“別再叫我阿貴!我不是阿貴!那個阿貴已經死了!”阿貴忽然朝我吼了起來。

          六、

          我也給你講講另一個人的事吧。

          我對那個人很了解。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再到畢業后參加工作再到他辭職下海,我對他實在是太了解了。是的,我太了解他了。

          讀中學時,我們坐同一張桌子,睡同一張床鋪,吃同一個飯盒。作為寄宿制學生,我們都在食堂排隊買菜,早餐是兩根油條或者一塊生豆腐(外加一小勺醬油,就倒在飯盒子蓋上),中餐和晚餐則是一小盆時鮮炒菜。但他從來不跟我們一塊排隊,他的枕頭邊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搪瓷罐,里面裝滿了咸菜,正好夠他“食”一個星期——我們都管吃叫“吃”,但他總是說成“食”。那時候,我們早已經開始穿那種商店里買的緊繃繃的情鄰內褲了,但他穿的還是那種自制的卡其短褲。因為缺乏營養,他的大腿細得就象我們的小腿,那件肥大的短褲套在外面夸張得簡直有些滑稽。在班上他就象個啞巴。他的學習成績算不上好,也算不上不好。我們都沒記住他的名字,他的學號是13號,于是13號就成了他的名字。13號總是埋著頭在教室、食堂和寢室之間穿行,他走路的速度很快。

          后來出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發生在全校秋季運動會時。誰該報什么項目能拿個什么獎,班主任和同學心里事先都有個譜。5000米的項目自然是非趙偉鋒莫屬,趙偉鋒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大家都知道他拿個銅牌什么的沒問題。但趙偉鋒很不爭氣地在比賽前一天扭傷了腳。誰都沒料到,13號主動站了出來。既然拿獎牌沒希望,反正誰上也一樣。13號才剛起步就被拉下了一截,他跑起來的樣子真是難看,簡直就是一只沒學過走路的鴨子,班上的同學站在跑道邊上都覺得很沒面子。更沒面子的事還在后頭呢。因為自己班爭牌沒希望,看了沒幾圈,同學們就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項目上。后來當運動員進行曲響起來時,同學們都傻了眼。呆頭呆腦的13號上了臺,不但上了臺他還上了中間那個最高的領獎臺。拿了金牌,他為班級爭了光?沒有,所有人都認為他把班級的臉丟大了。站在領獎臺上的運動員都顯得英姿颯爽、光彩照人,可13號看上去哪象個運動員?他的身上穿了件灰不溜秋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緊緊的,腳上是一雙黃兮兮的解決鞋,兩顆大腳趾已經破門而出。一個徹頭徹尾的鄉巴佬,所以要站得這么高,就是為了讓整個班級蒙受恥辱。

          第二件事跟趙小麗有關。趙小麗是我們學校的;。也是我們學校第一個穿高跟鞋的人。她的很多事情我們都知道。比如她父親在縣府大樓上班,又比如她哥哥“大眼佬”是黑道上很著名的人物。那時候學校里已經有了第一條水泥路。“得——得——得——”,唯一的高跟鞋扣擊著唯一的水泥路,沒有比這更清脆的聲音了!這聲音傳到了每一個男生的耳朵里。不用看也知道,是趙小麗來了。挺著一對高傲的胸脯,揚著一頭烏黑的長發。當她把目光飄過來時,我們都會不自覺地低下頭。跟她的高貴比起來,我們的內心是那么的丑陋。跟她的優雅比起來,我們的自信是那么的不堪一擊。誰都沒資格愛上這樣一個女人。讓人簡直不敢想象的是,13號居然愛上了趙小麗。夜深人靜,當我們想入非非徹夜難眠時,13號卻開始給趙小麗寫信。

          沒有人知道他的內心,除了我。也沒有人知道他給她寫了什么,除了我。在第一封信里他寫了他的孤獨,在第二封信里他寫了他對她的思念,在第三封信里他寫了愛帶給他的勇氣——

          沒有人知道這一切,所有人都被他愚弄了。直到有一天,趙小麗忽然鐵青著臉站起來,把一封信慢騰騰地撕成很多很多縷,然后用力擲到他的面上。因為他的愛,所有人的情感都受到了傷害。因為他的無恥,所有男生都成了他的敵人。

          后來他考上了大學。

          后來他參加了工作。

          后來他娶妻生子,成了個體面的城里人。

          后來他辭職下海,并且賺到了大把大把的錢。但是,這些都沒用。因為骨子里他還是個鄉巴佬。

          七、

          路還是原來的路。大奔還是原來的大奔。但現在輪到他說話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么要嘮嘮叨叨地跟我說這些莫名其妙的事。

          “知道剛才那個村叫什么嗎?它就叫螺螄屁股。那里的人都姓呂,但我不姓呂,我爸我爺爺也不姓呂。好多年我爺爺先死了,然后我奶奶也死了,然后是我爸,最后我媽也死了。我媽是我在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個親人。那個塑料袋里裝的是香紙蠟燭。我本來想去跟他們告個別的。其實告不告別已經不重要,我把他們傳給我的祖屋也賣了。我當然不缺那幾個錢。但沒錢成就不了一場交易,F在,那個鄉巴佬阿貴已經死了。”阿貴說。

          “當我做這一切時,必須有個見證。一個跟我的過去和將來都毫無瓜葛的人。于是我就在大街上找到了你。”阿貴說。

          “這是一個陰謀。”阿貴說。

          “作為陰謀的見證人,你干得很出色。”阿貴說。

          “現在是我支付你報酬的時候了。我說了,沒錢成就不了一場交易。”阿貴說。

          他前面說的話我一句都沒聽懂。但最后一句話我聽懂了。我等的就是這句話。我太需要那些錢了。我知道車兜中有那只公文包,公文包里有那只牛皮信封,牛皮信封內有那疊錢。我還知道那疊錢的腰很粗,那根橡皮筋隨時會被崩斷。

          他俯過身來開那個車兜。

          那疊錢沒有變成橡皮筋,它變成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我的眼一晃,刀子已經到了阿貴手上。

          “我說了,這是一個陰謀。作為陰謀的見證人,你是不應該活著的。”阿貴說。刀子就停在半空。

          “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我必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阿貴說。阿貴舉著刀的樣子很滑稽。

          我說我忘了自己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們都叫我傻瓜。我說我的名字其實不叫傻瓜,但他們總是叫我傻瓜,于是慢慢地我就把原來的名字給忘了。

          阿貴舉著刀的手慢慢垂了下來。阿貴忽然哭了。

          阿貴哭起來的時候一點也不像一個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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