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nu id="awy2y"><center id="awy2y"></center></menu>
    “孤島”書癡
    ——訪鄭振鐸上海之蟄居地
    來源: 《浙江作家》雜志  | 時間: 2015年02月25日

      

     
     
     
     

          文/葉秋杰

      到達上海再尋到住處,已是凌晨。于是決定按捺住心情,稍事休息,待到天明再去尋訪鄭振鐸在上海僅存的故居。

      1937年8月13日,日軍以租界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為基地,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11月12日,最后一批中國軍隊撤出上海,上海淪陷。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還暫免于日軍的蹂虐,鄭振鐸便一直堅守戰斗在這“孤島”之中。為防備難以預料的意外,作為文藝界救亡協會和復社負責人之一的鄭先生,被迫只身離家避難。大約是從1943年1月下旬起,他在湖南路一條僻靜小巷的一所房屋里,高郵路5弄25號,秘密隱居。

      高郵路藏于湖南路和復興兩路當中,費去了一番周折才尋到。早聞這是有故事的一條路,相對于都市上海的一面,高郵路隱隱吐露的卻是三十年代老上海的雍容安耽,走進它,離了繁華的市區和燥熱的人群,心也不覺柔軟了起來。偶爾能見到幾個老者,或踽踽獨行,或安坐路旁,原想上前探問些許這條弄堂里發生的聚散離合,抬步又驚覺會否唐突,若擾了老人的靜思,實在不忍。

      一路兩旁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怕是也見證了這高郵路上的潮起潮落,伸出枝葉將天空也切割得斑斑駁駁,幾乎蔽天。十月的南方已有了幾許秋意,地上散落了些飄落的枯葉,風吹來,它們就蜷著身子簌落落地往一方滾去,不小心踩上,腳下傳來脆生生的撕裂音,不由就升起一陣的負罪感。于是小心抬腳,又不肯錯過兩旁那些小洋房勾起的對老上海的幻想,一心幾用,慌不忙迭。

      高郵路上的弄堂不按常理排序,問了幾個路人才好容易拐進了5弄,九曲十環后,25號的門牌終于躍入眼簾。大約是之前看過的某資料“精巧小洋房”式的描寫太美好,也有一路來雅致洋樓的對比,眼前這幢灰灰的小樓說實話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樓前也并沒有“一塊綠茵茵散發著沉郁清香氣息的庭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據記載,這在當時卻是一幢挺不錯的小洋樓,房屋的主人叫高真常,應該是妻子高君箴家的親戚,鄭振鐸只借住了二層的兩間小房間,一間作書房,一間為臥室。

      叫門無人答應,門只虛掩著,便厚著臉推了進去。底樓已經破舊不堪,甚有隱隱的霉味傳來,一副年久失修的景象,但四處堆著的各類雜亂物品卻透露著濃郁的生活氣息。順著狹窄的木制樓梯走到二樓,鄭振鐸先生借居過的兩間房間都房門緊閉,因租住在這里的居民不在,實在不能再造次進去一探究竟了。

      鄭振鐸曾在《蟄居散記》中描述過這里的環境,文中寫道:“在友人幫助下。搬至居爾典路(今湖南路)的一條小巷內……正對著一家巨廈(當時為周佛海的豪宅)的后門……四面的墻特別高,墻上裝著鐵絲網。且通了電……周佛海搬進宅了。整夜的燈火輝煌,笙歌達旦.我被吵鬧得不能入睡。”原是看中了這地方的冷僻和安靜,卻不想陰差陽錯與大漢奸比鄰而居,可說是潛居在虎穴之旁,自然警察、特務過來“調查”暗訪肯定是不可避免,即是現在,我們也可對當時鄭先生的心境作一二揣測,他自己也曾引用唐人張籍的詩句來形容自己的處境:“共知路旁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

      “孤島”成了群鬼跳梁的場所,特務和漢奸的活動越發地猖獗,他們首先將刀刃比向了新聞界、文化界的愛國人士,制造了一樁樁駭人的血案,著名學者鄭先生也一直處于危險之中。國民黨特工總部“七十六號”是當時上海人盡皆知的叛國投敵的惡棍組織,他們知道鄭尚未離開上海,便一直想“引渡”他為日本人服務,主持某方面的文化工作,甚至還派“朋友”送來一張數額十分可觀的支票妄圖利誘,哪知他當場撕碎支票,氣得怒發沖冠,罵退來人,腦得好幾天念叨著“士可殺,不可辱!”敵人見其如此“頑固”難以拉攏,便決心對鄭先生下毒手! “七十六號”巧立名目幾次想要對他實施綁架,大約是1938年早春和1941年1月份,一次是作為復社的嫌疑分子,一次又因是“文救”方面的人而被列入“黑名單”。就是面對這樣惡浪橫流的局勢,懷著一腔正氣的鄭先生沒有聽從朋友之勸隨大流撤往內地,毅然留在了上海,默默做了大量的、有些已經湮沒歷史的工作。

      困居“孤島”的鄭振鐸曾為自己寫過一幅字作為座右銘:狂擄文獻耗中年!后來先生自白:“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而將這龔自珍的豪詞視作鄭振鐸現實際遇的寫照又何其恰當呢?

      當時東南數省相繼淪陷,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散入上海舊書肆,路邊殘書不折價而售。北方書商為利所驅,紛紛南下低價收書,再一包包郵遞回去,其中有許多失徳書商為獲個好價錢,甚至將這些珍貴的古籍文獻賣給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赫美爾在報上揚言:“中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暨全國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發現。凡此善本,輸入美國者,月以千計,大都索價不昂——即以國會圖書館而論,所藏中國圖書,已有20萬冊。為數且與日俱增。”雖狂妄,卻是國人必得承認的心痛事實。而更為重要的是,偽滿“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收書以府縣志及有關史料文獻為主,可用做調查資源、研究地方情報及行軍路線,顯然是為了對我國進行進一步侵略戰爭所服務的;就長遠而論,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于千百世。

      這些消息讓鄭振鐸“憂心如搗”,這樣下去,將來要研究中國歷史、哲學等,“或將以華盛頓及美國各學府為研究所矣。”他豈忍眼見諸多國寶流失而無動于衷?于是他開始著意搜購書籍,幾乎拜托了上海所有的舊書商人:凡有好書,一定先告訴他,千萬不可賣與外國人和漢奸!

      就在1938年5月的一個晚上,中國書店的陳乃乾打來電話告訴他,一個蘇州書賈發現了三十幾冊元明雜劇,其中有刻本、有鈔本,而且那鈔本多半有清常道人趙琦美的題跋。鄭振鐸想起自己從歐洲游學回國的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曾經偶然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上讀到過常熟藏書家丁祖蔭的《黃蕘圃題跋續記》,說曾借閱過《古今雜劇》一書。如此重大的發現,激動得難以抑制的他急忙奔赴江蘇,但卻尋找未果,F在陳乃乾說的書正是從丁家散出,他斷定這便是自己尋訪多年的寶貝,急忙鄭重拜托陳乃乾定要代他設法買下,并叮囑他注意應有六十四冊,還有三十來冊出現。

      一夜輾轉后,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奔向了青閣舊書店。老板楊壽祺跟他說,確實有三十二冊在書商唐庚虞那里,大概一千元就可以購得了,剩下的三十二冊則在古董商孫伯淵處,要價一千五至兩千。欣喜如他,三千九三千!立馬就一口答應下來,跟楊壽祺說好明天先拿錢來將唐的半部買下,之后再想法子買下孫的半部。鄭先生按時把湊齊的書錢交與楊,約定了隔天就去取唐的半部書。誰知當他如約趕到青閣時,卻驚聞唐的半部書已被孫以九百元之價買了去,而現在書已合成全璧,孫不打算再出讓了。楊壽祺尷尬著臉,將一千元退還給了他。

      眼看著要與企望了十多年的書失之交臂,鄭振鐸的心里一陣陣的失望、一陣陣的寒涼,他在擔心,這國寶級的孤本若是落到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手里,會否同樣難逃流失海外的命運呢?愈想心愈難安,他又起身去找陳乃乾和楊壽祺,托他們去找孫伯淵商議,可否出讓,他一定設法籌款,最后又鄭重請求千萬不要賣給外國人和漢奸!沒幾天便來了回音,沒想到孫獅子大張口,居然要價一萬元,番上了幾倍!面對這天價,鄭振鐸憑一己之力實難為之,但這絕世孤本,實難放棄。于是他發出兩封電報,一致香港的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一致在漢口的教育部干事、戲曲專家盧冀野。第二天北圖就回了電,難以支付如此巨款,只得“望洋興嘆”。再隔天,狂熱愛好元劇的盧冀野回電說,教育部有意買下,只是部長陳立夫要求讓他再去議價。接到電報的鄭振鐸,立即興沖沖地去找了陳、楊二人,經過三天的討價還價,孫伯淵終于同意以九千元出讓,但是要在十幾天之內付清不可。鄭振鐸又向同事借來一千元,作為定金押著,但是由于戰事,教育部的錢遲遲未寄到,眼看日期將近,心急如焚的鄭振鐸只能向同事程瑞霖借款。終于,在“費盡了心力,受盡了氣,擔盡了心事,也受盡了冤枉”之后,他在這亂世中保全了一部隱晦了近三百年的宏偉名著《古今雜劇》,包含了64冊共242種雜劇,讓中國文學史平添了從來未見到過的元明名劇。

      這一段搶救國寶的艱難經歷,在研究鄭振鐸的多篇文章中都有詳細敘述,但從近年的研究成果來看,這曲折中又有了更出乎人之意料的復雜情節。

      60年代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藝林從錄》中有一篇《海上書林憶余》,這位潘姓的蘇州學者是鄭振鐸友人潘博山之弟,在這篇題跋中無意中道出了其中的一些不為人知的情節:原來這《古今雜劇》是為丁祖蔭手錄,秘密藏了三十余年,絕不示人,因此才在鄭第一次訪書時哄他“只借閱一日,便匆匆歸還”。后丁家藏書遭兵禍,散出后由唐庚虞所得半部,唐在鄭振鐸二次求書之一年前便以二百元賣與了潘博山。同時,“集寶齋主孫君伯淵,與來青閣主楊君壽祺,亦訪得是書之上半部。”而且“先兄屢謀劍合二君居奇不肯讓,如是者年余。”就是說潘與楊、孫雙方私下討價還價已有年余之久,直到鄭先生聞訊而至,打聽該書。想是怕鄭直接去找潘博山,楊壽祺就推說半部在蘇州唐庚虞處,而實為得主的“友人”潘博山在整個售書過程中其實一直在幕后,這幫了大忙的“中間人”楊壽祺也實為另半部得主之一。這些,鄭振鐸毫無所知。大約他們就是看準了他是個“書癡”,才大加利用其愛國愛書之癡情,開出這二十多倍的天價!1943年潘博山逝世,我們這敦實的主顧還冒著風險前去吊喪,在與友人的信中還贊揚楊壽祺“人極誠篤,我與之交易二十余年,向來不大討虛價。”可愛至此,我們也可體諒,鄭先生對搶救民族文獻之不遺余力,對于其他已無暇顧及,并且一直以寬厚著稱的鄭先生也絕無心去揣測朋友之不端。

      到1939年,市面上出現的珍籍越來越多,某家的書又要散出的消息不斷傳出,可是錢都被拿來買書了,家里已幾近斷糧,逼得賢良的妻子數次因困窘的經濟跟他鬧矛盾,還有各處傳來的針對他的“閑話”,鄭振鐸憂心如焚,然而又苦于沒有力挽狂瀾之力。面對著浩瀚的散佚文獻,鄭振鐸別無他法,找到了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菊生、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暨南大學校長何伯丞、中法大學教授張鳳舉等文化名士,一起商量搶救對策。最終決定,在1939年底,由鄭振鐸起草,張菊生等人聯名,給在重慶的政府當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處寫信、發電報,要求撥款搶救文獻。翌年的1月5日,五人又聯名致電重慶政府,痛陳江南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況,以及文獻散失后將帶來的嚴重后果,強烈要求當局立即撥款搶救。

      終于,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說服了中央圖書館,并委派館長蔣復璁秘密來滬與鄭振鐸等人相商搶救文獻事宜。19日,文獻保存同志會宣告成立,由鄭振鐸執筆制訂了辦事細則。自今之后,搶救民族文獻的工作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鄭振鐸除在暨南大學授課外,將心力全部投放到了搶救文獻的工作中,有了這超過自己千萬倍的力量,自可“指揮如意”地收書了,再也不聽任珍籍孤本流散他去。他也在日記中感慨:“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實現,殊慰!”

      鄭振鐸便在為國家挑選珍本,與書商的討價還價中發揮著他那作為“一書生”的熾熱愛國心,工作繁忙、條件艱苦,他卻也不減激情,自得其樂。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孤島”也即日沉沒。局勢日趨緊張,收書的經費來源被斷絕,鄭振鐸等人秘密搶救文獻的活動也不得不停止。當時的鄭振鐸很是擔心,“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得的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所以不得不為這些古籍“作遷地之計”,將這些心頭愛托友人輾轉運送至香港、重慶等地,但其中仍有一些未能保留下來。據后來統計,鄭振鐸為首的“同志會”收購的大量文化典籍中,有善本四千多種,相當于北平圖書館苦心經營幾十年的藏本總數,現臺灣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幾乎全部都是當年“同志會”所搶救收購的文獻。這些都是后話了。

      且說“孤島”淪陷,日軍進占上海后,敵偽幾乎無孔不入,為了書和個人的人身安全,在轉移完書籍后,鄭振鐸在12月16日被迫離家出走。他再后來的回憶中談到,當時的他沒有任何確定的計劃,沒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家里的款子因前些天搬書已花去了大半,“只隨身攜帶著一包換洗的貼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著。”心里慘惶,“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幸而同事耀翔夫妻不畏風險堅留他住下,但鄭振鐸怕牽連到他們,住了一宿后,便辭謝了。他找到愛國政治家、學者張國淦老先生,商量食宿之事,哪知張老先生一口答應了下來,介紹他借居在汶林路(今宛平路)鄧芷靈夫婦的家里。到1943年1月左右,他才從鄧氏夫婦那里搬出,遷到了居爾典路一條僻靜小巷內繼續隱居,也便是我們此次拜訪的“鄭振鐸寓所”。

      門口的牌匾把這小樓標上“鄭振鐸寓所”,當是不十分恰當的,鄭先生在這里是改名易姓蟄伏密居,而非常住享福,所以竊以為“蟄居地”或更為貼合,時間也應為1943年~1945年。牌匾上還將《文學研究會》與《小說月報》、《公理日報》并列放置,給一個文學社團加上書名號已是不妥,再將其和報刊放一起由鄭振鐸等人“創辦”,讀來也很是怪異。另《小說月報》本是由商務印書館創刊出版的,鄭振鐸是從沈雁冰處接棒成為該報主編,說“創辦”實在是混淆史實。這塊牌匾上的介紹詞看得我云里霧里,回去查資料確證,原來陳?迪壬缇蛯戇^一篇《令人搖頭的“鄭振鐸寓所”介紹》,文中對牌匾中的錯誤已指正的十分詳細。除了以上的一眼看出的,還有說鄭先生曾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主席”,無憑無據。又說鄭先生“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首任局長”,而實際是先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后任文化部副部長,當時的文物局還未叫“國家文物局”等等。這些簡直可以說是常識性的錯誤,稍加考證就可避免的,我納悶,當地文化部門既然花了心思來立這個牌匾,為何不肯再多仔細一點點呢?

      再者,這棟破舊的小樓是尚存的鄭先生在上海居住過的唯一住所了!跟鄭先生的出生地溫州“鹽公堂”類似,因為市政動遷,他在上海居住過的其他房屋已被先后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幢幢高樓。這些“歷史的房子”保護著他經歷了硝煙的洗禮,卻落得被現代文明的手刃的下場,悲乎!

    成人7777,太粗太大进不去好疼视频,人与动人物性行为A片视频
  • <menu id="awy2y"><center id="awy2y"></center></m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