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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虞豐惠敕五堂胡愈之故居
    來源: 《浙江作家》雜志  | 時間: 2013年08月16日

      

    敕五堂一角

     

    胡愈之故居

     

    敕五堂廂房

     

    敕五堂

     

     胡愈之生平事跡陳列室

     

    江流蕩蕩

     文/胡漢津


          一

     1911年(辛亥年)農歷正月二十日清晨,一艘烏篷船緩緩劃離豐惠城里的街河碼頭,劃過九獅橋,經四十里河、曹娥江、蕭紹運河劃向80里外的紹興府。日暮時分,小船?吭诮B興府倉橋試院邊的碼頭,船艙走出一位額角闊大身材瘦小的少年,少年的腦后拖著條長不盈尺的卷曲小辮,眼神里透著初出遠門的新奇與些許惶惑。陪在少年的身邊是他的父親,他們上岸后,就在紹興府中學堂對面的一個相識的老木匠家借住下來,準備第二天報考這座當地最高學府。

     這個乘著烏篷船外出求學的羸弱少年,就是日后被興譽為“民族脊梁”的我國著名政治活動家、新文化運動和新中國出版事業的先軀、解放后曾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胡愈之。

     那一年,胡愈之15歲。


     

     二

     車過豐惠橋進入南街,街道驟然收窄,只能棄車步行。

     街面二側多是舊屋,木構粉墻黑瓦,鋪過水泥的灰白路面,稀釋掉幾分小街的歷史沉淀。按著一位老者的指引,從南街的盡頭向左拐進趙家弄。已近正午,弄巷狹仄,掩蔽了些夏日的暑氣,向東行了約三百米,眼前忽然一亮,一座外觀構造簡約卻不失恢弘的古建筑群赫然立在面前。

     敕五堂的大門緊閉,門環上掛著鐵鎖,陽光照射在粉墻上,白得耀人眼目。四周空曠無人,也不見有售參觀券的窗口,便向敕五堂東側數十米外一幢老宅門內正在擇菜的老婦人說明來意,后者熱心地替我去南街尋找掌管敕五堂大門鑰匙的南門社區工作人員。約二十分鐘后,一位中年婦女為打開了敕五堂的木制大門。我正忙著弄午飯呢,中年婦女邊開門鎖邊說。

     就好,就好,拍幾張照片就好。我忙不迭地回她。

     敕五堂位于上虞縣豐惠古城南街,門牌是南街7-2號。豐惠是浙江著名的歷史文化古縣城,始建于唐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上虞的縣治始從豐惠搬遷到百官,在這之前,豐惠一直是上虞的縣治,縣治歷史長達1132年。作為曾經的上虞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豐惠在上虞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豐惠原名上虞城,直到宋朝才更名豐惠。據上虞縣志記載: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歲豐人和,上虞知縣樓杓重建城內街河上的酒務橋,邑人感其恩,擬請更名為德政橋。樓曰:“天以豐歲加惠我民,予何德焉,以豐惠揭之其可!彼煲酌麨樨S惠橋,城亦因橋而得名。

     敕五堂是一座規;趾甑那迩〕跄杲吓_門建筑,至今已有近二百多年,門聯上“二百年祖宅,十一世書香”幾個大字,昭示了臺門主人是世代讀書人家。敕五堂建筑呈長方形,占地近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為三進兩院。第一層是門樓及左右一字形的六間平房,門樓內置有“中翰第”、“大夫第”二塊匾額。東西兩側各有二排廂房。敕五堂的建筑中心是大廳,為橫闊三開間,縱深二丈八尺,石板鋪地,上有匾三塊,左為“文元”,右為“拔貢”,大廳正中懸掛的匾額“敕五堂”三字為上虞鄉賢、乾隆十三年狀元梁國治所書。敕五堂的命名是對胡氏先祖宋代大儒胡安國的追念,安國公曾先后五次受皇封而不仕,因賜其名而得。兩側廳柱上書有“東方月上忙開書卷課兒曹,南畝春來預誡鋤犁修穡事”的對聯。敕五堂以粗杉木作柱,沒有通常江南大宅所常見的飛檐翹角,也不見雕梁畫棟,但整體建筑粉墻黛瓦寬敞宏亮,簡約而不失氣度。

     1896年9月9日清晨,東方微明,豐惠古鎮還沉寂在一片寧靜中,敕五堂內后咫園二樓的一間房里傳出一陣新生的啼哭,一個男嬰呱呱墜地,這個男嬰,便是當初修建敕五堂的胡氏砥園公第五世孫胡仁耀(胡仁耀是清朝200余年中上虞出過的唯一一個御史。)的長孫、日后成為我國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胡愈之(原名學愚,字子如)。


     

     三

     在紹興府中學堂的入學考試中,胡愈之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實科二年級的一名插班生。正是在紹興府中學堂學習的這一年,胡愈之結識了對他以后的革命和文化生涯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一個人——周豫才(魯迅)。魯迅當時是紹興府中學堂的學監,在學校里以嚴厲著稱,幾乎沒有一個學生不怕他。胡愈之后來在回憶錄《我的中學時代》里曾有過一段記錄:“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有兩次我被他查到了在寫著罵同學的游戲文章,他看了不作聲。后來學期快完了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和幾個同學趁學監不在,從學監室的窗外爬進屋子里,偷看已經寫定的學生操行評語,魯迅先生給我的評語是“不好學”三個字!

     紹興府中學堂由創辦古越藏書樓的紹興名紳徐樹蘭于1897年創建,以提倡新學為宗旨,1898年至1900年蔡元培曾任學堂總理(校長),革命志士徐錫麟亦曾在此任教。紹興是革命的策源地,產生了許多革命偉人如秋瑾、徐錫麟、陶成章等,學生們都知道他們的校長陳先生和學監魯迅都是革命黨人。紹興府中學堂也以鬧學潮而著名,但表面上,學校當局仍控制得很嚴。胡愈之自幼體弱多病,身材長得羸弱瘦小,在紹興府中學堂只上了一個多學期的學,便因患傷寒而休學。多年后在上海,同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身材同樣瘦小的魯迅曾經對胡愈之開玩笑說:當年紹興府中學堂對新生的錄取標準是看學生是否長得矮小,學校以為,人小一定是不會鬧風潮的,你是全校學生中個子最小的一個,所以自然就被錄取了。

     1914年10月,18歲的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做了編譯所的一名練習生,并由此開始了終其一生的編輯、寫作和革命生涯。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黨的活動特別是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作為當時中國最大出版機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門下擁有《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少年雜志》、《外交報》等刊物,1915年8月,還是練習生的胡愈之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譯作《英國與歐洲大陸間之海底隧道》,同年底,因為出色的工作和過人才華,19歲的胡愈之正式出任《東方雜志》編輯。也正是在這一年的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文化月刊,并在創刊號上《敬告青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毒锤媲嗄辍芬晃某蔀樾挛幕\動的宣言書,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哲學、文學、教育、法律等領域向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全面進攻。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爭議》,隨即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倡導白話文和新文學。這一期間,《新青年》雜志凝聚了當時中國一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他們的文章,給了向往、推崇民主進步的胡愈之很大啟迪,他和茅盾一道,積極投入到白話文的寫作和推廣。

     1919年,五四運動暴發。6月5日至11日,胡愈之隨商務印書館的工友們一起參加著名的上海工人大罷工。


     

     四

     重新整修過的敕五堂,已經尋覓不到多少胡愈之當年留下的痕跡,在左則的一間廂房里,意外地見到一尊吳覺農先生的半身塑像,面容清濯目光深邃,塑像底座的銘文稱吳先生為“當代茶圣”,四周的墻上是幾塊展板,寫著吳先生的生平簡介。

     吳覺農是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社會活動家、農學家,是現代茶業的奠基人。1897年4月14日,吳覺農出生于豐惠鎮西大街上的一所毫不起眼的普通民宅,父親鄭忠孝是上門女婿,吳覺農一出生便隨了母親的姓。吳覺農既是胡愈之的同鄉,也是摯友。1920年,胡愈之與鄭振鐸、沈雁冰等一道在上海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協助鄭振鐸編輯《文學甸刊》。這一期間,胡愈之積極參加文化團體的社會活動,開始用早年所學的世界語知識翻譯國外文學作品,并寫作了《近代文學概論》、《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等文學理論著作。到了1924年,胡愈之開始負責《東方雜志》的編輯工作。1925年,五卅運動暴發,在五卅運動中,“我第一次積極投身于轟轟烈烈的群眾革命斗爭,我和大家一起游行集會和罷工,同時對運動發展進行采訪和報道。除了出《公理日報》,我還專門組織出版了《東方雜志》五卅事件的臨時增刊,我在增刊中發表了《五卅事件紀實》的長文,祥細報道了運動的起因和發展過程,指出由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國民眾運動,是中華民族要求獨立與生存的大抗爭的開始。(《胡愈之文集》第六卷第328頁。)”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3日,胡愈之親眼目睹了反動派在寶山路上對工人群眾的大屠殺,當晚立即起草了一封對國民黨的抗議信發表在第二天的《商報》上,在抗議信中,胡愈之激憤地寫到:“上海市民方自慶幸得從奉魯土匪軍隊下解放,不圖昨日閘北,竟演空前之屠殺慘劇。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群眾開槍轟擊,傷斃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衛隊無此核橫暴,五卅案之英國劊子手無此兇殘,而我神圣之革命軍人,乃竟忍心出之。ā逗募返诹淼330頁。)”

     在這封公開抗議信上一并署名的,除了鄭振鐸、馮次行、章錫琛、周予同、李石岑,還有胡愈之的同鄉摯友吳覺農。

    這封抗議國民黨搞反革命大屠殺的信,自然受到國民黨的忌恨,不久,在搞議信上簽名排第一的鄭振鐸逃亡去了英國,1928年1月,胡愈之亦被迫逃亡法國。


     

     五

     2012年夏天,因為一個“走進水墨石塘”的采風活動,在云和縣新聞中心副主任練云偉、石塘鎮黨委副書記毛華峰及小順村主任陳小明的陪同下,參觀了位于小順堡的馮雪峰舊居。

     1941年2月26日,馮雪峰在家鄉義烏被國民黨憲兵抓獲,被押往上饒集中營。馮雪峰在集中營一關就是兩年,先后患上了回歸熱、肋膜炎肋骨結核病。由于馮雪峰真實身份沒有暴露,經過組織多方營救,獲準以保外就醫名義出獄,在組織的安排下馮雪峰住進了當時遷移到云和縣小順的浙江第二兒童保育院休養。在小順養病期間,馮雪峰堅持為《東南日報》、《浙江日報》、《浙江婦女》等報刊寫稿,創作了《還好主義》、《犧牲》、《悲觀主義的末日》、《婦女覺醒之今昔》等大量時評(后結集為《鄉風與市風》。)。

     1928年胡愈之剛到法國時并不懂法語,靠了他之前就掌握的世界語,與法國世界語團體取得了聯系,在他們的幫助下進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國際法,研究國際問題。胡愈之在巴黎遇到了巴金,當時巴金在翻譯小說,胡愈之便將巴金介紹給《小說月報》。胡愈之在法國一共呆了三年,除了學習法語,他還積極參與世界語宣傳推廣,并作為中國世界語學者參加了在比利時和英國牛津舉行的世界語大會。這期間,他系統地研讀了《資本論》,他的思想開始由一個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轉變。1931年初,胡愈之取道蘇聯回國,在蘇聯停留的短短7天里,在莫斯科世界語學會同仁的安排陪同下,參觀了工廠、國營農場、商店和學校,參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會,與當地工人、農民、學生、作家、教授等各方人員作了廣泛交流,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作了深入了解。1931年2月底,胡愈之回到了已離開三年的上海,負責《東方雜志》的編輯工作,發表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記》。

     不久,發生了“九一八”,時任《生活》周刊主編的鄒韜奮來找胡愈之約稿,胡愈之應約寫了時評《一年來的國際》,他在文章中敏銳地指出“一九三一年日本對我國東三省的強暴侵略行為,亦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睖蚀_地預言了日后形勢的發展。

     1933年初,在魯迅的邀約下,胡愈之參加了以宋慶玲、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為首的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大會并被推舉為執行委員,積極參與揭露國民黨迫害政治犯的罪行。

     1936年6月,正在香港協助鄒韜奮辦《生活日報》的胡愈之突然接到馮雪峰的來電,馮雪峰受黨中央委派從陜北來上海,要找胡愈之了解上海黨員的情況,準備恢復上海的黨組織。胡愈之回上海后祥細向馮雪峰介紹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馮雪峰根據胡愈之的介紹找到了夏衍等留在上海分散活動的一些同志,重建了上海的黨組織。馮雪峰找到夏衍時,夏衍很不理解上級黨組織為什么會通過胡愈之這個黨外人士來找他,因為這件事,1957年反右運動中馮雪峰受到批判,其中一條罪狀就是說他當年從陜北到上海不先去找黨員,而是先去找黨外的魯迅和胡愈之,其實夏衍和那些反右運動中批判馮雪峰的人都不知道,早在1933年9月,胡愈之就在張慶孚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直是黨的秘密黨員,直屬中央特科領導,直到1979年,中央統戰部才正式對外公開了胡愈之的黨員身份。

     1936年10月19日,一個黑暗的日子,胡愈之在家中接到馮雪峰的電話,得知魯迅先生逝世的噩耗,猶如睛天霹靂,胡愈之驚呆了。魯迅與胡愈之是紹興同鄉,是他最尊敬的師長,也是民權保障同盟的同志,在反封建反專制和抗日救亡運動中長期共同戰斗,結下了深厚情誼。馮雪峰還告訴胡愈之,中央指示魯迅的喪事由救國會出面操辦,讓胡愈之找救國會聯系。馮雪峰當時是中共上海地下辦事處副主任(主任是潘漢年),是魯迅葬禮的主要領導和策劃者,但因身份關系馮雪峰不宜公開出面,因此胡愈之就成了魯迅葬禮的實際操辦組織者。鑒于當時抗日救亡的形勢,胡愈之和救國會的沈鈞儒等商定,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將抗日救國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1936年10月22日下午,為魯迅先生送葬變成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近7000人的的隊伍浩浩蕩蕩,唱著挽歌呼著口號,蔡元培、宋慶玲在葬禮作了演講,胡愈之致悼詞。這次活動團結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弘揚了抗日的精神,但也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1936年11月23日,他們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六

    “七君子”入獄后,胡愈之成了聲援營救運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通過報紙等輿論

     工具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揭露和抗議,趕寫了《愛國無罪聽審記》,與宋慶玲、何香凝等十六人一道發起愛國入獄運動,發布《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在各界的支持和壓力下,最終迫使國民黨當局無罪釋放了“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暴發。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11月12日,在堅守了三個月后上海陷落。胡愈之留在上海繼續堅持斗爭,直至1938年4月底因工作需要才離開。這一時候的上海英法租界已經成了“孤島”,形勢相當險惡,但正是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景下,胡愈之做了二件大事,一是組織翻譯出版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二是在日軍隨時可能占領租界,魯迅文稿面臨散失損毀的危險前搶救性地組織出版了《魯迅全集》(二十卷),通過《魯迅全集》的出版發行廣泛地團結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眾,也使魯迅的精神得以發揚光大。

     1940年初,國民黨發動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李克農的安排下,胡愈之從桂林撤往香港,在香港受廖承志的委派,前往新加坡接手負責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南洋商報》,以加強在南洋僑胞中的抗日宣傳工作。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胡愈之和妻子沈慈久及郁達夫等人在一位熱心華僑的幫助下撤至蘇門答臘一個叫巴雅公務的小鎮,靠辦小酒廠和肥皂廠維持生計。生活稍為安定后,胡愈之又開始了寫作,寫了《論戰局》、《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印尼問題與華僑經濟》、《告僑胞書》等時論,以及長篇科幻小說《少年航空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時卻發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郁達夫在8月29日失蹤了!胡愈之后來專門去巴雅公務做了調查,寫了《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證實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了。郁達夫曾被迫在憲兵部當過翻譯,知道許多憲兵的罪行,日本人怕他在勝利后揭發,便偷偷殺人滅口。


     

     七

     離開敕五堂,我散漫地在豐惠的老街舊弄游走,陽光灼人,有一種穿透時光的溫熱。

     豐惠古城位處紹甬平原,境內水網密布。豐惠曾號稱有八街四十弄,有東街、西街、南街、北街,有溪弄、九曲弄、槐花弄、柿樹弄、白果弄等等,其中傍河而建的西大街為昔日商賈云集之地,早年間,信大南北貨店、聚云祥百貨店、天芝堂、鶴年堂藥店、陳勝功雨傘店、亨號醬園、松鶴樓館子店等,都是享譽寧紹的老字號,時至今日,仍能在西大街見到一些諸如彈花店、打鐵鋪、棕棚店、手工編麥桿扇作坊等傳統手工藝店鋪在營業。豐惠的弄巷之多,是上虞各鎮之最,穿行于這些石板老弄里,隨處可見雕花大磚、飛檐斗拱,體現著一種古韻與精致。老街深巷,街河古橋,名人舊宅,這些老豐惠的縮影,拂去蒙在上面的歷史塵埃,依稀仍可見其千百年前的風采。

     清代時豐惠曾有古橋50多座,《茅以升橋話》中的浙江古橋橋名中提到上虞有名的古橋有80余座,其中建在豐惠的就有豐惠橋、九獅橋、永寧橋、還珠橋、落馬橋等。豐惠橋位于城中心十字街口,為單孔石拱橋,南北跨,橋拱為縱聯并列砌置,橋面兩側設有護欄,護欄外側題有“豐惠橋”橋額。嘉泰《會稽志》載,豐惠橋始建于五代十國時期后周顯德年間(954~960),宋嘉定17年(1224)及二十年代中葉曾二次重修,現為水泥橋面,無踏階。

     由豐惠橋邊的十字街拐入東大街,再向東行數百米,我找到了橫跨在街河上的等慈橋,橋的兩面側壁上爬滿了常青藤。等慈橋原名九獅橋,因元代等慈寺僧人化緣重建而改現名,以橋在等慈寺前得名。等慈橋系橫放并列砌筑的半圓拱橋,這種砌筑方法在古橋中較為少見,紹興一帶僅此一座。從嘉泰《會稽志》所載看,慈寺橋當始建于宋朝嘉泰以前,橋側有“宋嘉定七年歲次甲戌二月初六日辛丑重修”刻石,現橋為元至正(1341)所重修。明黃和中曾有詩曰:“兒年危蹬倦攀躋,疊石成功信可稽。楹列九獅留舊事,車乘駟馬侍新題。長河俯瞰多飛蠲,高岸橫陳有斷霓。多謝老僧能起廢,盡將勝攬付招堤!

     1961年11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和文化部副部長的胡愈之回故鄉上虞考察。那天下午,當胡愈之站在敕五堂西廂后咫園二樓那間屋門前對陪同人員說“我就出生在這間房子里”時,除了多年的思鄉之情得以消解的釋然,胡愈之內心更多的是一份內疚與沉重——自1914年10月離開家鄉上虞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做了練習生后,胡愈之只在1932年因為養病回過一次家鄉豐惠,相距已整整三十年。

     這次回鄉視察之后,直至1986年1月16日逝世,25年間胡愈之便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美哉名區,秀美孕育,達人志士,史不絕書!边@是清代著名學者徐致靖對上虞的贊美。踏上九獅橋粗糙斑駁的石階,橋上古藤垂簾,橋下水色碧綠,用來“鎮橋”的九尊石獅已經無跡可尋。站在九獅橋上,面對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街河,望著河水滔滔東逝,令人不由惴想——當年到底是什么因由,讓胡愈之、吳覺農、范壽康們一個個從這里坐上烏蓬船,劃向紹興,劃向上海,踏上一去不復返的征程……

     許久,我眼前幻化出二個字:信仰!


     


     

    參考文獻:

    1、《胡愈之文集》(第1卷至第6卷),三聯書店1996年版。

    2、《大道之行——胡愈之傳》陳榮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我的回憶》胡愈之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胡愈之傳》于友著,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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